越过大漠，我又来到了迪拜。和两个月前一样，黄沙漫天，远处的世界第一高楼看起来暧昧不清萎靡不振。天气热得让狗吐舌头。女人穿得让男人没舌头可吐。我抱着我的棉衣和外套不合时宜的穿过一个个门，条件反射地认为每一道门都会滴滴滴的响起来。迪拜机场让人影响深刻的是祈祷屋的数量和洗手间一样多。哦，不，这样说有点对他人的信仰不敬。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祈祷屋分男女，进门就脱鞋脱外套。难道伊斯兰教祈祷起来一丝不挂，在大房间里排队蛙跳？罪过罪过，想到蛙跳是昨天晚上的聊天内容，实在不是我藐视宗教。
面对如此信仰强大的国家，我不得不想到了印度和某个年代的我国。我国就不能多说了，敏感。07年，我在印度。中午阳光明亮到看不到任何颜色。我穿着绿色的衬衫，走在空无一人的印度洋边，海水昏黄浑浊，像是即将去浇灌田地的粪水。而我就像一颗绿油油的包菜，等待粪水向我扑面而来。我带着任务来到印度，而前一天的晚上Kedar叼着雪茄告诉我在他的国家我是找不到一个像样的BA的，因为这里没有想象力和分析力。老实说，这我倒不在乎，我吃惊的是Kedar对自己国家文化的一语揭穿。我想，能把自己的文化看穿成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果然，半年以后Kedar去了约旦，后来听说又去了美国，再后来就杳无音信，消失在粪水的另一个边。
现在，在我左边的是个白人老太太。可能因为我在飞机上熬了十个小时，形容可疑。她盯着我看了看，又看了看自己放在一边的包，十分钟内，一连好几次。我很想告诉她，我连她钱包放在哪个口袋都推算出来了，但最后还是不忍心，只好对着右边坐。右边是个友善的黑人小伙，玩着手机无所事事。时不时抬头和周围的人打招呼。刚刚走过的是在浦东机场就见到过的白人小姑娘，背着大大的包，看看餐饮店放在外面的菜单，想了想，还是什么都没买。早上在浦东机场，她一直排在我的前面，一路都很仔细看各类告示牌和屏幕。她的包上有些北欧的字符，个子很高，脸色惨白，充满好奇，年轻的让人惭愧，特别像是一个在常年缺少阳光的地方憋坏了的大学生。看看这个世界吧，姑娘，它和你想得一定不一样；和这个世界谈一谈吧，姑娘，就像韩寒老师一样，虽然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