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大漠,我又来到了迪拜。和两个月前一样,黄沙漫天,远处的世界第一高楼看起来暧昧不清萎靡不振。天气热得让狗吐舌头。女人穿得让男人没舌头可吐。我抱着我的棉衣和外套不合时宜的穿过一个个门,条件反射地认为每一道门都会滴滴滴的响起来。迪拜机场让人影响深刻的是祈祷屋的数量和洗手间一样多。哦,不,这样说有点对他人的信仰不敬。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祈祷屋分男女,进门就脱鞋脱外套。难道伊斯兰教祈祷起来一丝不挂,在大房间里排队蛙跳?罪过罪过,想到蛙跳是昨天晚上的聊天内容,实在不是我藐视宗教。
面对如此信仰强大的国家,我不得不想到了印度和某个年代的我国。我国就不能多说了,敏感。07年,我在印度。中午阳光明亮到看不到任何颜色。我穿着绿色的衬衫,走在空无一人的印度洋边,海水昏黄浑浊,像是即将去浇灌田地的粪水。而我就像一颗绿油油的包菜,等待粪水向我扑面而来。我带着任务来到印度,而前一天的晚上Kedar叼着雪茄告诉我在他的国家我是找不到一个像样的BA的,因为这里没有想象力和分析力。老实说,这我倒不在乎,我吃惊的是Kedar对自己国家文化的一语揭穿。我想,能把自己的文化看穿成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果然,半年以后Kedar去了约旦,后来听说又去了美国,再后来就杳无音信,消失在粪水的另一个边。
现在,在我左边的是个白人老太太。可能因为我在飞机上熬了十个小时,形容可疑。她盯着我看了看,又看了看自己放在一边的包,十分钟内,一连好几次。我很想告诉她,我连她钱包放在哪个口袋都推算出来了,但最后还是不忍心,只好对着右边坐。右边是个友善的黑人小伙,玩着手机无所事事。时不时抬头和周围的人打招呼。刚刚走过的是在浦东机场就见到过的白人小姑娘,背着大大的包,看看餐饮店放在外面的菜单,想了想,还是什么都没买。早上在浦东机场,她一直排在我的前面,一路都很仔细看各类告示牌和屏幕。她的包上有些北欧的字符,个子很高,脸色惨白,充满好奇,年轻的让人惭愧,特别像是一个在常年缺少阳光的地方憋坏了的大学生。看看这个世界吧,姑娘,它和你想得一定不一样;和这个世界谈一谈吧,姑娘,就像韩寒老师一样,虽然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来的地方。
你对宗教的不敬和自以为是是你们这类蟑螂小资的他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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