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H7N9

老刘拿了1000块钱给我。她说，赞助你去趟北京吧，长这么大了连首都都没去过，不像话。我抬头看到她的顶上闪着亮光，想也不想就收下了。买了车票。她跟我说她年轻的时候去北京的故事。全国学生大串联，她跟着中学的同学被塞进了铁皮火车，车厢里塞满了人，站着一天一夜就到了首都。不是不能坐地上，实在是挤得连腰都不能弯啊。这是她的原话。她还告诉我封闭车厢里没有厕所，但有一个痰盂，不管男女都上共产主义厕所。伴着尿骚味啃几口干粮，她到了天安门广场。跟着人群去了一个学校过夜，然后又挤火车回了家。

 

老刘说她去北京跟着人群走，昏头转向什么也没看到。我问她为什么去。她说糊里糊涂的，大概就是不用花自己的钱。我想，我也是。也没想过去干吗，我的计划是等我年纪大了我也和她一样，塞1000块在一个小伙子手上，剔着牙说赞助你去趟北京吧，长这么大了连首都都没去过，不像话。

 

吃晚饭我混身穿着华新买的便宜货腰上别了台西门子的手机跨着一个屎黄色的单肩包上了火车。卧铺。

 

一大清早，贺健在北京站接我的车。出站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他叼着香烟，眯着眼睛一脸猥琐。我跟他说，你的电吹风我从你家给你带过来啦。他说，漂亮！然后我们就扭头去坐地铁，跟贺健去了他亲戚家。还好，如他电话里所说，有一个空出来的小房间。晚上在贺健亲戚家蹭吃蹭喝，说些让大人们高兴的话，饶有兴趣的问东问西。吃完贺健拉着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学北京话，半生不熟的真他妈受不了。接着他去拉屎。我回房间关上门掏出手机想着要给谁发条短信。

 

白天，贺健去国图上环球雅思的课。我和他一起出门。有时候我们去公车站，看着红袖章塞乘客上车，车门关上夹着门口哥们的棉衣呼啸着驶出站台，等下一辆。有时候我们走路去地铁站，在目光呆滞的售票员面前买两张手撕票。有时候他请我车票，有时候我回请他。

 

我和他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聪明人，又都读不好书，打算出国去碰碰运气。不同的是，我后来去了趟英国，他最后没能去加拿大。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在国图对面的气象局看着他进教室上课，然后就在外面闲逛。他学着听说读写。我暴走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故宫和天安门。

 

路过人民大学的时候，想起老迟说过，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考进人大。但我还是没提得起兴趣走进人大的校门。对人大两个字，我没有美好的想象。他的梦想显然没有遗传我，而这种主观印象从何而来实在是经不起推敲，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有一天我上了去长城的大巴，问了一下要80块，想了想我又下车了。我对自己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呢，急什么。的确没错，后来我去了长城。不过是九年以后了。

 

晚上，我们没事就去附近的大院走走。他分我一根红塔山，告诉我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栋楼拍过戏。可能聊了很多不疼不痒的话，今天一句都想不起来。那时候的我好像和现在很不一样，至少轻了十几斤。那时候的贺健也和现在很不一样，至少头发的数量还用得上电吹风。初春的北京风刮过来还很冷，我觉得想说点什么又觉得很无趣，只能闭上嘴，听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

 

北京开始开大会，我没几天就回了南京，除了汉拿山烤肉也不记得什么，和年轻时候的老刘一样糊里糊涂。再没几天就开始闹SARS，贺健也回来了。我们约了见了一次面。回家老刘听说我接触了疫区来的人，满脸凶相盯着我，然后就去卫生间找84消毒液四处乱喷。当时谣言四起，城市的超市被洗购一空，到处都听说在死人。

 

10年过去了，我住在上海。清明节的假期我在南京御道街的酒吧和贺健说苹果和安卓，说女人和生活，说房子和车子，嗨，没劲，去吃碗皮肚面各自回家。北京又开了大会，开完没几天就听说了H7N9，又开始死人。现在我又想起当年的夜晚。现在拿1000块去北京肯定不够了吧。